1923年7月，部分医生因不满“实验科学家”主导的“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Imperial Cancer Research Fund）① 1902年7月4日，英国癌症研究基金会（Cancer Research Fund）在伦敦宣告成立。经过了近20年的发展，二战前，“基金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癌症研究自治机构之一。总体来看，“基金会”非直接隶属于英国卫生主管部门，但是其政府背景关系深厚且长期致力于癌症医学的“学院式”研究，因此可以将其归类到半官方背景的致力于癌症医学研究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参见：Joan Austoker,A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Cancer Research Fund 1902—1986,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1—27。和“医学研究委员会”② 1913年，英国卫生部成立“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 Research Committee），一个由英国公共资金建立的国家级政府机构，也是英国七大国家级研究理事会之一，其宗旨是资助为改善人们健康状况而开展的医学研究，尤其侧重于基础理论医学。该机构于1920年正式更名为“医学研究委员会”，成为英国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资助机构。可参见：Joan Austoker,A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Cancer Research Fund 1902—1986,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27—91。而发起成立“大英帝国癌症运动”（British Empire Cancer Campaign），旨在将癌症病因学研究与临床治疗相结合① 这一宗旨也不同于1902年创立的“英国癌症研究基金会”（Cancer Research Fund）。“基金会”的建立改变了19世纪以临床治疗和护理为主的癌症防控模式，开始重视癌症病因、病理等理论医学的研究。关于英国癌症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参见：Joan Austoker,A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Cancer Research Fund 1902—1986,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27—69。，更好地为“打赢癌症战争服务”。它深受“美国癌症控制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Control of Cancer）② 成立于1913年5月23日的“美国癌症控制协会”（ASCC）是现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ACS）的前身，1945年改名至今。Harmon Eyre,Ivrin American Cancer Society:A History of Saving Lives,Atlanta:American Cancer Society,2012,pp.1—37.防癌教育宣传影响，认为“抗癌目标的最终实现绝不能简单依靠实验室医学研究，还需要医学界与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1］（P363）。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引下，它成为了英国大众防癌教育的积极推动力量。国际学术界对“大英帝国癌症运动”和英国大众防癌教育关系之研究虽多论及，但却主要集中于“运动”建立的历史过程以及英国大众防癌教育活动的溯源等内容③ 关于“大英帝国癌症运动”的研究，主要参见：Archive on the Cancer Research Campaign,Formerly British Empire Cancer Campaign，1923—1981，WellcomeArchives Collection；Richard Crusad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Joan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Cancer Research Fund 1902—1986,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Elizabeth Toon.“‘Cancer as the General Population Knows It’:Knowledge,Fear,and Lay Education in 1950s Britain ”，in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81,No.1（2007）pp.116—123；Siddhartha Emperor of All Mala?dies,New York:Scribner Press,2010；Ornella Moscucci.“The British Fight against Cancer:Publicity and Education,1900—1948”，in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Vol.,23,No.2(August,2010),pp.356—373。，拙稿试图通过专题研究，以期较为深入地理解这一组织在英国公众认识癌症的历史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同时借此管窥20世纪英国的医学教育的社会史［2］（P54）。

一、“运动”的建立与癌症防控模式的转型

英国癌症医学的研究和诊疗技术的发展相对滞后。晚至19世纪末，癌症仍被英国医学界看作是人类机体的偶然性病变，并无规律可循。面对肆虐的“绝症”阴霾，医院是英国癌症防控的唯一阵地，也是民众唯一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对象，罗伊·波特（Roy Porter）在《剑桥插图医学史》中曾这样描述，“世纪末的英国癌症医院只是癌症病患最后的收容所”［3］（P335）。波特绝望的言辞折射了当时英国医学界面对癌症病魔时的无奈与悲凉。

另一方面，19世纪60年代以来，德法等欧陆国家却在细胞生物学、细菌理论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拉开了医学现代化的序幕。受其影响，英国医学界的有识之士也开始重新思考理论医学研究对癌症疾病治疗和控制的作用。公共卫生学家约翰·西蒙（John Simon）就曾这样评论理论医学研究对癌症治疗与社会控制的积极意义，“化学、生物学等基础理论研究是癌症医学发展的关键，医学界对恶性疾病的认识应该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临床诊疗活动也应该有更加科学的解释”［2］（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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